对中国古典家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说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质、样式、工艺、纹饰装饰等具体描述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基于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陈增弼三位学者的学术贡献，以及科学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考古材料，家具的清晰断代和分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李氏墓出土木罗汉床
古代家具研究的三个里程碑式学者
对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三位学者的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他们是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陈增弼。这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学术角度将家具研究推向深入。艾克主要以结构入手，王世襄主要从工、艺去总结，陈增弼则更多借助考古材料。
古斯塔夫·艾克
艾克对明清家具研究的学术轨迹相当清晰。他有深厚的西方美术史功底，1923年来华后研究中国建筑，是营造学社成员，进而研究中国青铜器，最后终于在中国家具研究上成为一代大师。
1926年10月至11月，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艾克与厦大国学研究院教授陈万里、张星等一同到泉州考察文物古迹。对于这次考察，陈万里撰写了《泉州第一次游记》，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刊出，张星撰写了《泉州访古记》，发表于《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而艾克则于1935年，结合他对泉州双塔的陆续考察，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与戴密微合著的《刺桐双塔》，这是艾克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书的副题为“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本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2卷，此时艾克已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戴密微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
戴密微(1894~1974年)，生于瑞士罗桑，汉学师事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皖。沙皖曾研究刺桐双塔的雕刻，并写有注解。1925~1927年戴密微与艾克在厦门大学任哲学教授，曾相率来泉州考察东西塔的建筑、雕刻。庄为玑先生在《泉州东西塔的历史研究》(《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62年9月)一文给予《刺桐双塔》很高评价：“解放前德国人艾克和法国人戴密微合著《刺桐双塔》，详述刺桐历史与建筑雕刻，附图详尽，琳琅满目。30年来，独步书林，国人所作，尚未有超越这部书的。” 对中国建筑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为艾克研究中国家具做了非常扎实的学术铺垫。
1939年，艾克在北京出版他的青铜器研究著作《陶德曼所藏早期中国青铜器》即《使华访古录》，对青铜器的研究直接确立了艾克对家具研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
1944年《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在北平出版，艾克利用他的建筑学研究功底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实测并绘图，第一次科学解构了明清家具结构的魅力，在书中，他又运用对青铜器的结构学研究，为明清家具追本溯源，通过所收藏的著名青铜禁及一件商代青铜俎的结构分析，归纳出青铜器的“箱型结构”与“板式结构”，进而关联到对明清家具进行结构分类。艾克把科学的测量方法及逻辑严密的结构分析引入家具研究，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王世襄
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及1989年《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是王世襄先生对中国明清家具研究的不朽贡献，影响深远。
王世襄先生以中国文人的眼界和学识，从历史、文献、艺术、民俗等各方面背景知识入手，对明清家具实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工”与“艺”的学术体系。他探索木工技法，全面分析绘制了家具精准细密的榫卯结构，同时，以严谨科学的方法，整理了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建立标准规格，准确地表述传统家具的榫卯体系与家具类型分类体系。他以《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把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用于家具鉴赏与品评，使中国明清家具得以脱离传统美学体系里对工匠的轻视而上升到“艺”的境界，使以实用为主的“中国明清家具”成为以鉴赏为主的“中国明清家具艺术”。王世襄先生总结开拓出了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的、系统的、全新的家具研究学术领域。
正是基于王世襄先生的学术贡献，中国明清家具才能逐渐受到国有博物馆体系的重视，才会从旧货变成文物，才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字编号”变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编号”。
2013年，“大美木艺——明清家具珍品展”展览以“大美木艺” 四个字来命名，其“美”、“艺”的定位竟与王世襄先生所致力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
陈增弼
陈增弼先生是艾克助手杨耀先生的学生，他意识到考古材料对家具研究的重要性。在艾克、王世襄先生学术路径之外，陈增弼先生十分敏锐地考古材料入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笔者因工作关系与陈增弼先生多有接触，陈先生曾亲口向笔者谈及其从考古材料入手研究家具的学术思路，只可惜天妒英才，先生过早离去。近闻先生公子陈风正致力编就先生遗稿，期待早日成书，得以瞻仰先生学术全貌。兹梳理先生研究成果如下，领略其治学门径。
《漫谈屏风》，《文物》1979年11月;
《明式家具功能与造型》，《文物》1981年3月;
《明式家具类型与特征》，《家具》1982年、1983年;
《太师椅考》，《文物》1983年8月;
《艾克与明式家具》，《建筑学报》1992(3)-58-60;
《古代的椅和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3期;
李氏墓出土木桌
方法论的思考
在前辈专家们的学术成就基础上，拓展研究方法，对推动古代家具的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十分重要。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在历史学、考古学长足进步的今天，单纯的文字著录、文献考订和简单的器物排比无疑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满足于现象的罗列，还应当试图去解释现象，因此，必须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并进行方法论研究。我们必须走出思维定势，开拓视野，那种仅仅停留在说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质、样式、工艺、纹饰装饰等具体描述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家具的清晰断代和分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古代家具的研究，首先应该建立起科学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不仅包括对家具本体的研究，如榫卯结构、雕刻技法、装饰图案、用材材料等，还要系统研究家具的装饰工艺，如髹漆、镶嵌、金属、编织、线脚工艺等,进而还应推进到更宏观、更广泛的古代物质文化体系的背景中去研究。
明代潘允徴家暖轿
其次，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是家具研究走向纵深学术体系的必经环节。中国家具由席地坐发展到垂足坐，至明代成为艺术经典，其形制、功用有清晰的发展逻辑，这种轨迹在考古成果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材料呈现。如战国信阳长台关楚墓、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的合葬墓、白沙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墓葬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材料十分丰富，是研究中国家具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对明代家具的分期研究，重要的明代墓葬如山东明鲁王朱檀墓、上海明代李氏墓、严贞度家族墓、潘允徴家族墓、科贝特公司墓等丰富的明代家具实物模型的出土，对研究明代家具的形制演变与分期有极重要的作用。
最后，还要重视文献资料研究和使用，如宋《营造法式》、明《髹饰录》、《鲁班经匠家镜》、清《匠作则例》等专书，以及元、明极其丰富的版画、绘画等形象资料的排比，对家具研究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证作用。
明代潘允徴家族墓出土平头案
审美与品评
审美格调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学术价值判断。王世襄先生以“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把家具审美的重要性提高到学术范畴。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从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到屠隆《考盘余事》、《游具雅编》、谷应泰《博物要览》以及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绘》、戈汕《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这与《鲁班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所以，明式家具从生产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审美品评的推动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明式家具才能以结构科学、比例适度，装饰精美、手法多样，造型简练、榫卯精密的特点和超凡脱俗的人文气质而成为绝世经典。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优雅的审美情趣和工匠的精湛技艺，是“技”与“艺”的完美统一。
明代潘允徴家族墓出土圆角柜
坦率地讲，现在的学术界也好，收藏家也罢，对明清家具的审美并未完全契合古人精神，并未完全理解到这些绝世经典的优雅与从容，“大”与“美”。很多人沉醉于材料的贵重，雕工的繁复无度，殊不知这才是一种病态的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