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正，70后中国影视编剧、制片人，代表作有电视剧“宫”系列。）
记者_于丽丽 摄影_邵欣
于正信佛。每年，他都要飞去普陀山拜祭。最早皈依佛教，是因为2004年，父亲突然病重时的发愿：再也不吃牛肉，每年去佛门还愿。但患食道癌的父亲还是去了。“一月发病，四月走，突然间，天塌了好大一块。”
那一年，于正痊愈多年的哮喘复发，此后他就一直生病，一整年也没写东西。
2014年的拜祭，于正选在五月。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他36岁了，诸事不顺。刷手机屏，网上骂声一片。因为就在一个月前，知名作家琼瑶发表公开信，指出湖南卫视播放的由于正编剧并制作的电视剧《宫锁连城》，严重抄袭其原著《梅花烙》，并决定诉诸法律。
于正在微博上示弱：“求各路大神暂且放过，待我喘口气，试着戒掉刷手机屏的毛病，咱们江湖再见。”
半年后，圣诞节，琼瑶诉于正侵权案一审宣判侵权事实成立。于正工作室随后声明：将继续上诉。但在此期间，于正概不受访。这个自诩个性“炮仗一样，一点就着”的人这次彻底陷入沉寂之中。
先吃坏葡萄
于正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八点醒，跑步到出汗。不在剧组就开始看书，在剧组就巡视现场。12点开始写剧本，直到六点。为了不影响睡眠，过了六点，灵感再多也会叫停。晚上，就看最火的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或者念念经，如果在剧组就约演员谈话。
在横店拍戏时，其他制作人都住贵宾楼，他却多年蜷居在粗陋小公寓里，并坚持自己洗衣服、倒垃圾，清洁房间。于正说，这些都源自一种恐惧，他害怕自己沉溺安逸中，丧失各种生活本能的东西，所以他总是有意地告诉自己，要过得苦一点。
在那个吃葡萄会先吃坏葡萄还是好葡萄的测试中，他无比确定自己是先吃坏葡萄的那一种人。
在成为一个编剧前，于正差一点成为一个演员。1997年，他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原以为自己个子尚高、长得清瘦，化了妆也能有种舞台特色的人物感。
但一场汇报演出却断了他的念头。那是一场私下排练良好的演出，但在正式演出时，于正发现自己面对灯光，居然全身都会发抖。这种罕见的紧张症在之后一直持续。
有一次，他去一部由刘松仁主演的电视剧客串一个小角色。这个角色只需要从马路穿过去，说一句台词就好。但他前前后后拍了四十八遍才妥，差点把主演逼疯。
上台彻底成为于正的噩梦，直到现在，闪光灯打过来之后，他的紧张仍然无法克服。在发现自己不适合演戏后，于正开始写剧本，并给一些影视公司投稿。
大三那年暑假，他收到香港无线导演李惠民团队发来的邀请，出于对李导的《新龙门客栈》以及一系列杨佩佩主演的电视剧的仰慕，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成为李导的徒弟。
于正在总结自己认为的好故事时，强调“要像游戏打通关”。而进入李惠民团队是他人生打通关的开始。加入之前，他就在给一个电视栏目写真人秀的剧本，收入可观。而加入后的两年，完全没有工资，因为办公地点没有公共交通，他还额外需要支付一天40块的打车钱。起初作品甚至都没有署名权，后来有了，也大都放在片尾。
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受益匪浅：李导并未具体指导他如何写剧本，而是丢给他们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和自学。李导是一个强调人好看，戏才好看的导演，他不强调情节戏。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于正的制作理念，并让他总结出自己的观点：一部剧如果人物的性格特异化，演员就会火。而如果情节差异化、曲折，人物往往就容易脸谱化，所以导致戏火，人不火。在他看来，为他赚来第一桶金的《美人心计》就是戏火人不火的例子。而如果要实现人戏两火，就需要实现情节的差异化与人物的特异化。
于正写《荆轲传奇》的时候，李惠民的太太对他说，写完吧，圣诞节给你包红包。结果四十几集的剧本，他收到了五百块钱的酬劳。
之后，在和许多公司合作打工，不断被轻视后，于正决定自己开公司。而当自己的剧本不能以被尊重的方式呈现时，他又强迫自己成为一个制作人。
强悍地适应现实
于正有个疯狂吃香菇的传说。
传说中，他是从小就讨厌吃香菇的人，看见香菇就会恶心。但无奈父亲爱吃，所以餐桌上往往有这道菜。在他确认自己无法将香菇与自己的生活剥离之后，他决定一遍遍去吃它，直到自己可以接受。后来，他真成了一个爱吃香菇的人。他很多矛盾又冲撞的特质中，也惟有“可以强悍地适应现实”这一条让他可以清晰自辨。
借由这种思维模式，他从一个不吃辣的人成为一个特别喜欢吃辣的人，并发现原来有刺激的东西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感受。他坚信“存在即合理”，所以当与现实抵触时，他会第一时间从自我意识中跳出来，去服膺现实。
作为一个爱历史的人，他曾经完全接受不了架空、穿越小说，但“这就是潮流，如果不接受，就要被淘汰”，而他后来大火的一部剧《宫》就是穿越剧。生活用品中，他也总让自己处于更新之中：手机必须用最新的 ，即便买榨汁机，母亲说买个最简单的，他却买个最复杂的。
这种对于现实的“硬性适应”使得他在成为一个编剧与制作人后，迅疾以吃香菇一样的疯狂追逐起“收视率”：“我很容易强迫自己去做一件难以做到的事。一个电视剧，如果收视率奇高，即便周边人说不好看，我也会强迫自己去看，而且一定从头看到尾。收视率高的东西看多了，就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然后，他就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往这个规律上套。譬如他愿意用狗血剧情留住农村观众，用唯美画面留住城市观众。
而他编剧或者制作的电视剧收视率也在回应他的判断。除《赏金猎人》《像火花像蝴蝶》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收视低潮之外，其他作品几乎一路飘红。他清晰知道他的目标受众，知道哪些东西可以留住哪些人。
“这就像你们记者，一篇报道可以发酵到什么程度，你们心里有数一样，了解观众要什么就是一种本能，我基本可以通过片花来判断它的收视率好坏，如果失误，就说明时代变了，我可能要被淘汰。”
“《像火花像蝴蝶》，在我做的时候，就知道收视率不会好，因为它是一个文艺的东西，我就是迷恋那个调调。我之前有《陆贞传奇》，之后有《宫三》，我就想玩这么一部。”
通常在编剧时，于正会口述让打字员记下来。口述时，他习惯于边说边表演，手舞足蹈。如果是哭戏，他必然是要自己哭一番。
在写作《美人心计》时，他头酸胀到甚至想去撞墙。事后，他认定自己：不会再写悬疑剧。我可以写作情感推进剧情的，至于逻辑推进剧情的就算了。
他作品中的逻辑一直饱受诟病。编剧宋方金在看于正的作品时，发现他什么手段都敢用。“比如，听墙角，或者伸过耳朵就能听见旁边的人怎么说。这些戏剧手段在现代作品中基本已经绝迹，或者要重新考虑它的合理性，但于正老师非常大胆，直接拿来用。”
他由此判断于正的观众群相对低幼。也有娱评人认为，于正剧的热播与他大部分电视剧是湖南卫视这一强势媒体播出的有关，而于正制作又恰好暗合了湖南卫视的主打观众群“80后”“90后”，从而形成呼应。
宋方金把影视界从业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派”，此类从业人员把能否赚钱作为项目底线，甚至将此上升到道德层面：不以赚钱为目的的项目是不道德的。一类是“文学派”，此类人怀揣艺术理想，而影视工业是其实现理想的工具。在他看来，于正显然是第一种。
但于正显然不以为然，他会去自我解释。今年上半年热播的他的《宫锁连城》中，有被网友广泛质疑的细节：人会被白菜砸晕？他说，起初也有想到补拍，但演员没有档期，导演也坚持认为剧中人已经撞了一下，白菜又硬，也说得过去。他对此耿耿于怀：“ 我这么一个严谨的作者，怎么可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怪咖
湖南卫视副总编辑李浩曾这样评价于正：他是一位深谙观众心理的电视专家。而他的自我评价是：微表情解读高手。“一个饭局上，我能第一时间辨别出自己是否适合出现，一旦察觉不妥，我会立即告辞。”有一次，母亲带他去算命。他和算命的展开心理角逐，他故意做出相反的表情，果然算命人全错，他为此得意洋洋。
而这种洞察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少时的边缘身份。
成为编剧之后，于正重新审视过自己的少年，他发现其中种种怪异，不爱玩，不爱猫，不爱狗，不喜欢烟，不喜欢酒，不喜欢和女同学扎堆，也不喜欢和男同学扎堆，没有同龄的朋友。表面上沉默寡言，内心却无比迷恋成为班干部，渴望万众瞩目。
那时，他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白衣深裤，一下课就以最大速度冲回家，然后把门关起来看书。父亲会责骂他，也不出去玩，没点男孩子的样子。
在众人看席绢的中学时代，他在看《百年孤独》、《雾都孤儿》，而2005年到北京后，他开始看漫画，看全部的席绢，看香港的深雪，看亦舒、梁凤仪。
当时，和班里另一个从上海转学来的沉默怪咖不同的是，对方自始至终保持了沉默，于正却是间歇性爆发，他时有惊人之举。
学校组织唱歌比赛，结果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老师大为光火。这时，他站了出来，结果上台唱两句，就跑调，所有人哄堂大笑。可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必须唱完：如果唱两句就下台也是丢脸，为什么不唱完呢？
有班上的同学租书未还，被租书的老太太找了来。老师大怒，把那个同学说得一无是处，好像盗窃一样。和那个同学毫无交情的于正就站出来，和对方声辩：租书的时候是交过押金的，所以即便不还也是可以抵消的吧……
于正1978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小户人家。父亲是生意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因为家境一般，所以在小镇上难免受点委屈。他自幼敏感于贫富差异带来的那种不自然，父母虽然没有望子成龙之心，于正却有心出头，希望光宗耀祖。
日后，他成为一个工作狂，工作也是他的最大爱好。突然闲下来，譬如去马尔代夫旅游，一天没手机信号，他就会陷入焦虑中。他不知道团队会出什么事。而一旦停机不拍戏，五六百人的饭碗就受影响，他要保证他们有活干，这是自己安全感也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
“用生命在抄袭”
琼瑶诉于正案审判前的12月11日 ，内地109名编剧发表声明声援琼瑶。一度炙手可热的于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编剧宋方金这样总结于正乱象的背后：于正飘红是影视界乱象的一个泡沫。世界上的事情，如果没有标准，钱就会成为唯一的标准，这件事也必然乱象丛生。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行业法规和良性的创作机制，劣币必然驱逐良币。
在众人“于妈有难，八方点赞”的戏谑中，于正有着自己的心理平衡术。“落井下石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全民都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压都压不住”。早在2014年5月时，针对众人的质疑，他如此点评。
2003年，于正自组工作室，在推出几部反响不一的作品后，《大清后宫》让他声名鹊起。但从这部作品开始，他就不断被质疑涉嫌抄袭，他所有大火的作品都能被找到另一部经典作品的影子。他被网友戏称为“用生命在抄袭”。
但他始终拒绝承认。“如果是抄袭，那我不知道该如何做电视剧了，每次看到的碟、书，如果不去参考、借鉴，也会有记忆残留，如果每场戏都拿出来分析一番，你就完蛋了。”他甚至用朋友的话自我安慰：这是因为你红了呀，不红的人谁还会去挑这些东西。
有合作过的编剧在微博上力证于正抄袭，在她和于正合作的时候，因为发现剧本中某场戏和一部热播剧某个情节雷同，她去询问于正是否需要改动，结果遭到批评：“这个算什么啊，桥段撞了太正常了。所有的故事都编完了，无非就是桥段的重新组合，如果20集你都抄了，结果你写了一百集，这都不能算抄袭”。这是他流传甚广的20%理论的最早来源。
问及此，于正会暴怒。他表示，“不想回应，回应任何都是帮助对方炒作。”“对这个人，我给予的只有恩惠，没有仇恨。”
在靠收视率说话的电视行业，于正不认为自己有成功感。“成绩很快就会过去，新的挑战马上开始”，而他“远远没有成功，因为尚未被尊重”。
“打开手机，有一百个人骂我，但关上手机，走出门。看到的是，求合影，求签名，都是好的东西。所以那些负能量的东西，我并不怕，我有信仰化解它。”
于正记得在西藏和106岁的法师聊天时，法师对他的安慰：“你一切都会好。一代代人都是重蹈覆辙的，你的挫折是必经的部分。”
